城市家庭對早教越來越重視,2020年早教市場規模達1000億。家長越來越重視學齡前教育,早教行業逐漸發展起來,同時隨著互聯網的融入,早教行業的生態圈更加多元化。以下對早教政策及環境分析。

  隨著國民收入不斷提升,新一代家長消費觀念升級,國家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幼教行業利好政策不斷出臺,驅動幼教市場規模持續擴容,為早幼教市場創造了良好的開端,目前我國早教行業已經進入了穩步發展階段。早教商情報告指出,2010-2019年,我國早教行業市場規模逐年增加,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15.44%;2010年中國早教行業市場規模僅620億元,2017年1900億元,2019年達到2500億元左右,2020年我國早教市場規模可達2900億元。

早教政策及環境

  早教對于幼兒的身心成長至關重要,隨著中國日益與國際接軌,中國政府和公眾也越來越重視早期教育。國家教育部門于2000年正式提出《學前教育從0歲開始》的政策,此后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規范和鼓勵早教行業發展。現從四大區域標準來分析早教政策及環境。

  上海上海“攜程親子園事件”前,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上海市衛生局及上海市民政局即已頒布《上海市民辦早期教育服務機構管理規定》等相關文件,規定對0-3歲兒童的早期教養受教育、衛生部門業務指導,并規定“民辦早期教養服務機構舉辦者應當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對于舉辦者的要求”,同時列舉了一系列有關衛生保健、房屋建筑、人員素質方面的條件。“攜程親子園事件”后,上海市政府辦公廳、市教委、市衛生計生委、市地稅局、市工商局、市食品藥品監管局、市總工會、市婦聯、市房管局等部門在2018年4月至7月先后更新或新出臺了一系列有關3歲以下幼兒托育機構的地方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分別為《關于促進和加強本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上海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機構管理暫行辦法》以及《上海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機構設置標準(試行)》等文件。該些文件中規定教育行政部門是幼托機構主管部門,詳細設定了設置標準、設置流程和審批手續,劃分了與幼托機構日常經營相關監管部門的權責。

  北京北京曾于1994年出臺過《北京市幼兒園、托兒所辦園、所條件標準》,并于2001年出臺過《北京市學前教育條例》。其中,《北京市學前教育條例》規定托兒所及其他對學齡前兒童實施教育的機構都屬學前教育機構,并規定由區縣級教育行政部門對本轄區內的學前教育機構進行監督指導,但《北京市幼兒園、托兒所辦園、所條件標準》中實際上并未包含托兒所的設立標準。2017年底的北京“紅黃藍幼兒園事件”后,當地政府部門一度加大了對于幼兒園、早教、幼托等機構的監管力度,并導致部分區縣更難設立和運營早教中心和幼托機構。

  廣州廣州所在的廣東省在教育行政部門層面沒有針對早教及幼托的現行統一的規定。省級層面的《促進學前教育普惠健康發展行動方案》中僅規定由省教育廳負責“鼓勵有條件的幼兒園面向家長和社區開展公益性的0-3歲早期教育指導”,而《廣東省托兒所幼兒園衛生保健管理辦法》整體上規定教育部門協助衛生部門監督管理幼托園所衛生保健工作。就廣州市當地要求,其曾出臺注冊審批辦法,規定托兒所亦需要取得教育行政部門審批,托兒所由教育行政部門管理,部分區縣規定托兒所需要與早教中心分離管理,托兒所開辦條件與幼兒園相同,且都需要取得教育行政部門審批,并符合幼兒園相關場地、師資等要求。

  深圳深圳目前尚未出臺專門針對早教中心、托幼機構的政策文件,主要監管部門亦尚未明確。按照當地要求,目前幼托機構、午托班等均不允許設立,早教培訓在實踐中可以設立,但需要經營范圍寫“舞蹈培訓、音樂培訓”等,按照普通經營范圍申辦營業執照。在2018年的深圳市兩會期間,就有多位政協委員指出深圳早教托幼服務機構監管部門缺失的問題。

 “幼有所育”相關政策陸續出臺,特別是2019年5月發布的《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到2020年,嬰幼兒照護服務的政策法規體系和標準規范體系初步建立,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效應的嬰幼兒照護服務機構”,預計幼兒早期教育相關政策規定將逐漸清晰,推動行業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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